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三岸三地

太不一样了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政治秩序的起源- 第一章  

2011-06-07 00:28:2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  第一章:政治之必需

 

第三波的民主化,时人对自由民主制前景的担忧;左右两派憧憬政府的消亡,发展中国家却在身受该憧憬之实现;我们视各式机构为理所当然,但对其来龙去脉,却一无所知。

 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,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历经一次高涨。1973年,世界151个国家中,被《自由之家》(Freedom House) ,评估为自由国家的,仅占45个。《自由之家》是一家非政府机构,每年就世界各国的公民权和政治权,提供量化的评选。(1) 该年,西班牙、葡萄牙和希腊是独裁政权;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仍显得强大和凝聚;中国正卷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;一群腐败的“终身总裁”正在非洲巩固他们的统治;大部分拉丁美洲处于军人独裁之中。到了下一代,人们则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。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,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。20世纪90年代後期,约有120个国家——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%——成为民主制。(2) 这一变化,即是塞缪尔·亨廷顿(Samuel Huntington)讲述的第三波民主化。自由民主制作为首选,已成为21世纪初普遍接受的政治环境。(3)

    潜行于体制变化之下,是一项巨大的社会转型。世界上一度消极的千百万民众,组织起来,参与他们各自社会的政治生活,其结果是大幅转向民主制。此次社会大动员,背後有众多因素:广为普及的教育,使民众意识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环境;信息技术,使思想和知识得到迅速传播;廉价的旅行和通讯,让民众得以运用他们的脚来参与选举,如果他们对政府不满;经济繁荣,诱发民众渴望获得更齐全的保障。

    第三波在20世纪90年代後达到顶峰。21世纪第一个10年则出现“民主衰退”。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,约有五分之一,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,就是看到它们的民主机构遭受严重的侵蚀。(4) 《自由之家》提及,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,这是1973年创建以来的首次。(5)

 

政治焦虑

 

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,民主制的病状以若干形式呈现。第一种焦虑,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的逆转,如俄罗斯,委内瑞拉和伊朗。它们的民选领袖忙于拆除各式民主机构。他们操纵选举,关闭或鲸吞独立的电视和报纸,取缔反对派的活动。自由民主不仅仅是在选举中获得多数,而由一套复杂的机构所组成,通过法律和平衡,来限制和调节权力的行使。很多国家,虽然正式接受民主的合法性,却在系统性地取消对行政权力的制衡,系统性地发起对法律的侵蚀。

    其次,那些似乎走出专制的国家,却陷入政论家托马斯·凯罗塞斯(Thomas Carothers)所称谓的“灰色地带”,既非完全的专制,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。(6) 许多前苏联的继承国家,如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,正是如此。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後有个普遍的假设:几乎所有的国家将过渡成民主制,而民主实践中的种种挫折,将随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逐一克服。凯罗塞斯指出,该“过渡模式”的假设是靠不住的,很多专制的精英阶层,无意建立将削弱他们自身权力的民主机构。

    第三种焦虑,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变得民主化,或保持民主化,而关乎它们能否提供民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。拥有民主机构这一事实,并不表明其治国成绩的优劣。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,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。

    乌克兰就是一个范例。2004年,它给世人带来惊奇,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基辅的独立广场,抗议总统选举的不公。这一系列的抗议被称为橙色革命,引发新一轮的选举,导致改革家维克多·尤先科当上总统。然而一旦当权,橙色联盟一无是处,尤先科又辜负支持者们的期望。政府内部争吵不已,无法应付乌克兰的严重腐败,在2008—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,其治理下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。2010年初,当选为新总统的是维克托·亚努科维奇。而2004年被指控操纵选票、企图窃取选举成果、从而触发橙色革命的,恰是此人。

    困扰民主国家的,还有许多其它的治理失误。众所周知,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贫富最悬殊的地区。那里,阶级等级往往等同于族裔。其民粹领袖的上升,如委内瑞拉的乌戈·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埃沃·莫拉莱斯,与其説是不稳定的原因,倒不如説是不均的症状。很多人感到,他们名义上是公民,但在现实社会中却横遭排挤。持久的贫穷,经常滋生其它社会功能的失调,如结夥成帮、毒品交易、老百姓的不安全感。在哥伦比亚、墨西哥和萨尔瓦多,有组织的犯罪活动,威胁着国家本身和其基本机构。未能有效地处理这些麻烦,便破坏了民主制的合法性。

    另一范例是印度。自1947年独立以来,它一直维持颇为成功的民主制——考虑到其贫穷程度、其种族和宗教的多元、其幅员人口的广袤,此成就更为惊人。(如以更长远的历史眼光,来看待印度的政治发展,将会减少我们的惊异。这是本书第10至12 章的主题。)但印度的民主,就像香肠的制作,看得越近,其吸引力便降得越多。举例,几乎三分之一的印度立法委员,现正遭受各式的犯罪起诉,有些甚至是重罪,像谋杀和强奸。印度政治家经常采纳公开的政治交易,以政治恩惠来交换选票。印度民主的难缠烂搅,令政府在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上,很难做出决策。众多印度的城市里,在漂亮耀眼的高科技中心旁,往往可见非洲式的贫穷。

    印度民主明显的混乱和腐败,经常与中国快速和有效的决策,形成强烈对比。中国统治者不受法治或民主职责的牵制:如想建造大水坝,拆除旧居以造高速公路或机场,实施即时的经济刺激,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印度的。

    政治焦虑的第四种与经济有关。现代全球性的资本主义,证明是高效率的。其所创造的财富,远远超越生活在1800年前任何人的梦想。自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,世界经济几乎翻成四倍。(7) 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,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。但全球性资本主义,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,尤其是金融业。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,20世纪90年代初是欧洲,1997—1998年是亚洲,1997—1998年是俄罗斯和巴西,2001年是阿根廷。可说是罪有应得,此种危机最终在2008—2009年击中全球性资本主义的老窝——美国。为促进持续的增长,自由的市场很有必要,但它不善于自动调节,特别在涉及银行和其它大型金融机构时。制度的不稳定,最终仍属政治上的失败,即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上,提供恰当的管制。(8)

    这些经济危机的累积,未必减弱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引擎的信心。中国、印度、巴西和其它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,凭藉对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参与,在经济上继续表现良好。但显而易见,发明恰当的管制以驯服资本主义的大幅波动,这一政治工作尚未完成。

 

政治衰败

 

就民主前景而言,上述的情形涉及到另一种紧急但又常被忽略的焦虑。政治机构的发展,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,必须经历漫长的时期。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自己,以征服他们所处的环境。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演变的环境时,政治衰败便会发生。社会机构的生存自有规律。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,生来就倾向于遵从身边的社会规则,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,来加固那些规则。周围环境改变时,便会出现新的挑战。现存的机构与即时的需求,便会产生断裂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机构,来反对任何基本的变化。

    美国政治机构,很可能正面临有关其适应能力的重要挑战。美国的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: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,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。因此,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,使政府的某些部门,得以防范其它部门行使暴政。这个制度迄今为止表现良好,只是因为在历史关键时刻,当强大政府是不可  或缺时,其政治领导最终能达成共识,取得胜利。

    很不幸,没有机制上的保障能确保, 美国制度既防范暴政,又在必需时顺利行使其国家权威,就像规划中的。後者首先取决于,对政治目的达成社会共识。这恰是最近几年,美国政治生活中所缺乏的。美国现面对一系列的巨大挑战,大部分与其长期的财政困境有关。过去的一代,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,而没有缴纳足够税款。宽松的信贷,家庭和政府双方的超支,更是雪上加霜。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外国负债,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。其它国家如中国,其地位则获得相对拔高。(9)

    这些挑战,如采取痛苦和适时的行动,其中没有一项是无法克服的。美国的政治制度,本应促进共识的形成,现反在加剧挑战的艰巨。国会两极分化,令法案的通过变得异常困难。国会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,仍比最开明的共和党人,更为自由派,这是现代史中的首次。以10% 或更少的选票而赢得的国会议员席位,19世纪末仍有将近200名,持续下降至21世纪初,仅剩50馀名。此类席位,往往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。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,变得更加物以类聚。慎重的辩论,日益退化减少。(10) 这种分裂,在历史上并非史无前例。但在过去,强势的总统得以驾驭此类分裂。而近来,则未见强势的总统。

    美国政治的未来,不仅依赖政治,而且依赖社会。国会的两极化,反映了一大趋势:即美国的邻里和地区正在日益同类化。美国人选择在何处居住,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排队。(11) 跟志趣相投的人共处,这一倾向因媒体而获得增强。交流途径的多样化,反而减弱了公民的共享经历。(12)

    国会的左右两极化,还有既得利益团体的成长和力量, 都在影响美国政治制度应付财政挑战的的能力。工会、农产企业、药公司、银行和一大批有组织的游说团,经常对可能损害他们经济利益的法案,行使有效的否决权。民主国家里,公民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完全合理的,也属预计之中。但到了一定程度,此类保权将沦作索求特权,或迫使社会陷入困境,因为每人的利益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。这解释了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,这种愤怒又进一步推动两极化,更反映出社会现实与国家原则的不协调。

    美国人抱怨,美国受制于精英们和利益团体。这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之间,收入和财富的不均在与日俱增。(13) 不均本身,不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大问题。美国强调机会的均等,而非结果的均等。如人们相信,通过努力工作,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仍有公平机会获得成功,而富人是按规则取得成功的,那么这样的制度仍是合法的。

    然而事实上,美国世代流动性的比率大大低于众多美国人所相信的,甚至低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僵化和等级分明的其它发达国家。(14) 日积月累,精英们得以钻政治制度的空子,来保护自己的地位。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以避税,透过精英机构的优惠途径,将优势传送给下一代。该伎俩的大部, 在2008—2009的金融危机期间暴露无遗。人们痛苦地发现,金融服务业的报酬与其对经济的实际贡献,没有直接关联。该行业使用其相当大的政治力量,在前10年想方设法,废除有关的管制和监督。金融危机发生後,它仍在继续抵御新的管制。经济学家西蒙·约翰逊(Simon Johnson)指出,美国金融寡头的力量,无异于新兴市场国家中类似团体的,如俄罗斯或印尼。(15)

    没有自动机制,可使政治制度适应不断变动的情形。顺应不良的故事,即政治衰败的现象,会在本书的後半部得到详细介绍。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没有较早采纳枪械,以应对上升的外部威胁,这不是必须发生的。最终击败他们的奥斯曼帝国,不就是这样作了。中国明朝皇帝没向老百姓徵收足够的税金,以支撑一支强大的抗满御国军队,这也不是无可避免的。两件案例中的症结,都是现存机构的巨大惯性。

一个社会如不能通过机构上的认真改革,来应对重大的财政危机,就像法兰西国王在1557年《筹款大聚会》(Grand Parti)失败後所作的,它就会倾向于采纳各种短见的补救,最终却消蚀腐化自己的机构。这些补救,屈服于各式各样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团体,即法国社会中有财有势的人。国家预算的不平衡,导致破产和国家本身的非法化,这一历史过程以法国大革命告终。

    美国的道德和财政危机,还没到达法兰西王国的地步。危险的是,其处境将会继续恶化,直到某种强大的力量,彻地打破这现存失灵机构的均衡。

 

无政府幻想

 

我们对未来的很多焦虑,如俄罗斯的退向专制、印度的腐败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衰亡、当代美国政治中的既得利益团体,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: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机构,虽强大,但遵守规则,又承担责任。这么明了的观点,看去像是任何4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。然而,想得更深一步,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。

    让我们以第三波的退潮和21世纪初世界上发生的民主衰退开始。我认为,我们对民主传播的失败感到失望,其原由不在思想这个层次。思想对政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。政府被公认拥有合法性,可凝聚人心,使民众臣服其权威。柏林墙的倒塌标记共产主义的破产,它曾是民主制的主要竞争者。自由民主制因此而成为最广泛接受的政府形式,得以快速蔓延。

    时至今日,这仍是事实。用阿马蒂亚·森(Amartya Sen)的话说,民主制仍是“首选”:“民主尚未普遍实践,甚至没被普遍接受。但在世界舆论中,民主制已获基本正确的地位。” (16) 世界上很少人公开钦佩:弗拉底米尔·普丁的汽油民族主义、乌戈·查韦斯的“21世纪社会主义”、马哈茂德·艾哈迈迪内贾德的伊斯兰共和国。没有重要的国际机构,认可民主制以外的任何东西,为公平合理的统治形式。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,刺激了他人的忌妒和兴趣。但其专制资本主义的模式,不易解释清楚,更不容其它发展中国家轻易模仿。现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的威望,以至今日的专制政客,为了合法,也必须上演选举,宁可躲在幕後操纵媒体。事实上,不但极权主义从地球上消失,连专制政客也往往假扮成民主人士,来称颂民主制。

民主的失败,与其説是在概念上,倒不如説是在执行中。世界上的大多数人,极欲住在这样的社会:其政府既负责又有效,民众需要的服务,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。但没几个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两点,因为很多国家的机构是衰弱、腐败、缺乏能力、或根本不存在的。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,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,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,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“政权更替”,使专制政府蜕变成民主制。但如没有漫长、昂贵、艰苦和困难的过程,来建设相关的机构,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。

    有一种奇妙的想法,对政治机构的重要性视而不见,这几年来影响多人。他们憧憬超越政治的世界,这种憧憬,不专属于左派或右派,各有自己的版本。共产主义之父卡尔·马克思曾著名地预测,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废除私人财产後的“国家消亡”。自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来,左翼革命家们认为,摧毁旧的权力机构即已足够,没认真思考何以代之,这项传统延续至今。反全球化的作家们,如迈克尔· 哈特(Michael Hardt) 和安东尼奥·那格立 (Antonio Negri),建议削减国家主权,代之以互联的“群体”(Multitude),以废除经济上的不公平。(17)

    现实世界中的共产政权,恰恰做了与马克思预测相反的事。它们建立庞大且残暴的国家机构,如民众不是自觉自愿,就逼迫他们参与集体行动。这影响了整整一代的东欧民主活跃分子。他们憧憬心目中的无政府社会,让动员起来的民间,来取代传统的政党和政府。(18) 这些活跃分子之後认知,没有机构便无法治理社会,而建造机构又必然遇上乱糟糟的妥协,从而感到失望。共产主义垮台後的数十年,东欧是民主的,但不一定对其政治或政治家感到满意。(19)

    右派最流行的无政府幻想是,市场经济令政府变得无关紧要。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繁荣期间,参照前万国银行首席执行官沃尔特·利斯坦的口吻,很多狂热者主张世界正在经历“主权的夕阳”。 (20) 新兴的信息技术,挑战传统上由国家掌控的政治权力,使边界变得不易管辖,使规则难以执行。互联网的上升,导致电子边疆基金会的约翰·巴洛(John  Barlow)等活跃分子,发布“网络空间的独立宣言”。它通告工业化世界的政府,“在我们中间,你们不受欢迎。我们聚集的地方,你们没有主权。”(21) 全球性资本主义将以市场的主权,取代民主制的主权。如果某国议院采用严格条例,或限制贸易,它将受到债券市场的处罚,将被迫改用全球资本市场所认可的合理政策。(22) 无政府幻想总能在美国找到同情听众,因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常数,就是戒备政府。各式的自由意志主义者,不仅要缩减蔓生的福利计划,而且要废除像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食品与药物管理署这样的基本机构。(23)

    批评现代政府变得臃肿,反而限制经济增长和个人自由,这是非常合理的。抱怨官僚作风的冷漠、政治家的腐败和政治中不讲原则,也是绝对正确的。但在发达国家中,我们视政府的存在为理所当然,以至忘记它们有多重要,重建它们有多难,缺乏基本政治机构的世界会有多不同。

    我们不但视民主为理所当然,并视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为理所当然。我居住多年的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,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,是美国最富的县之一。每年的冬天风暴过後,由于季节性的结冰和解冻,县公路上便会出现坑坑洼洼。但在春天结束之前,那些坑洼都得到神奇般的填补,不需要担心会否在坑洼里,撞断自家汽车的底轴。如没有填补,费尔法克斯郡的居民就会变得愤怒,就会抱怨地方政府的无能。没人(除了政府的专家)停下来思忖,哪个政府部门在尽此职责。它复杂,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也没人停下来问,为何接壤的哥伦比亚特区,需要较长时间来填补坑洼;为何很多发展中国家,从不填补它们道路上的的坑洼。

    左右派梦想家所想像的各种最少政府或无政府的社会,不只是海市蜃楼,它们确实存在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。亚撒哈拉非洲的很多地方,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天堂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,政府徵收的税金,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% 。相比之下,美国的超过30%,部分欧洲国家的占50%。如此低的税收,与其説释放工商创业的热情,倒不如说导致政府资金异常短缺,无法提供健康、教育和填补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。现代经济所依据的基础设施,例如道路、法庭和警察,在这里是不见踪影的。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,索马里就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。普通人不单可拥有袭击步枪,还可拥有火箭手榴弹、防空导弹和坦克。民众可以自由保卫自己的家庭,但他们是别无选择。尼日利亚生产的电影,数量可与印度闻名的宝莱坞媲美。但他们必须尽快赚回报酬,因为政府无力保障知识产权,无力避免其产品的非法复制。

    发达国家的民众视政治机构为理所当然。这习惯可见证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善後计画,或善後计画的缺乏。美国政府似乎认为,萨达姆·侯赛因的独裁政权一倒台,伊拉克就会自动回复到首选的民主政府和市场经济。等到伊拉克的国家机构,在疯狂的洗劫和内乱中轰然崩塌时,美国政府似乎感到由衷的惊讶。在阿富汗,美国的目标遇上同样挫折。10年的努力和数千亿美元的投资,迄今没能培植出一个稳定合法的国家。(24)

    政治机构是必要的,不可被视为理所当然。你“叫政府让开”後,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,它们得依赖财产权、法治和基本的政治秩序。自由市场、充满活力的民间和自发的“群众智慧”,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,但却不能替代一个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。近几年来,经济学家有了广泛的认同,“机构确实重要”。穷国之所以穷,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,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机构。因此,我们需要好好了解那些机构的来源。

 

达到丹麦

 

建立现代政治机构的问题,常被形容为如何“达到丹麦”。这其实是一篇文章的标题,作者是世界银行社会学家兰特·普利奇特(Lant Pritchett)和迈克尔·沃尔考克(Michael Woolcock)。(25) 对发达国家居民而言,“丹麦”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机构的神秘国度。它民主、稳定、热爱和平、繁荣、包容、政治腐败极低。大家都想弄清,如何将索马里、海地、尼日利亚、伊拉克或阿富汗变成“丹麦”。国际发展团体列出一份假设是丹麦属性的长清单,尝试帮助落後国家,“达到丹麦”的水平。

     这个想法,问题多多。那些异常贫穷和混乱的国家,可以指望在短时期内建起复杂的机构吗?这显得有点不靠谱,要知道,那些机构的进化花费了多长时间。此外,机构反映它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。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,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扎根吗?谁也不清楚。富裕稳定的发达国家,其多数居民不知道丹麦本身是如何“达到丹麦”的——甚至很多丹麦人自己。建立现代政治机构的斗争,既漫长又痛苦,以至工业国家的居民对自己社会的来龙去脉,都罹患了历史健忘症。。

     丹麦人的祖先是维京人,一个很凶猛的部落,曾战胜和掳掠从地中海到乌克兰基辅的大部分欧洲。率先定居英国的凯尔特人、战胜他们的罗马人、取代罗马的日耳尔蛮族,开初都是部落,就像现仍存在于阿富汗、伊拉克中部,巴布亚新几内亚的。中国人、印地安人、阿拉伯人和非洲人,几乎地球上所有人类,都有过同样经历。他们尽的主要义务,不是对国家,而是对宗族;他们解决争端,不通过法庭,而通过以牙还牙的正义;他们把死者,埋葬在宗族集体拥有的土地里。

     斗转星移,这些部落社会逐一营造政治机构。首先是中央集权,在固定领土范围,实施有效的军事力量垄断——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。和平得到维持,不再靠宗族团体之间的大致均势,而靠国家的军队和警察。它们已成为常备力量,对抗邻近的部落和国家,保护自己的社区。财产不再归属于宗族,而为个人所拥有,其主人渐渐赢得任意买卖财产的权力。财产权的保障,不再靠宗族,而靠法庭来解决争端,补偿损失。

     假以时日,社会规则越来越正规化,变成书面的法律,不再是习惯,或非正式的传统。这些正式规则,不必顾及在特定时间行使该权力的某人,可自主决定制度中的权力分配。换言之,机构替代了领袖。这些法律,最终成为社会中的最高权威,高于暂时指挥军队和官僚的统治者,这就是法治。

     最後,有些社会不仅迫使统治者遵守限制国家权力的书面法律,还责成他们向国会、议会和其它代表较多人口的机构表示负责。传统的君主制度,含有某种程度的负责,但通常只向少量精英顾问,进行非正式的谘询。一旦统治者接受正式规则,限制自己的权力,并承认选举产生的人民愿望重于君主权利,现代民主制便呱呱堕地。

     本书目的,想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机构的来源,从而填补历史健忘症所造成的空白。将要讨论的三种机构,即是刚才提及的:

 

1.  国家 (the State)

2.  法治 (the Rule of Law)

3.  负责政府 (Accountable Government)

 

    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,把这三种机构,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。有国家能取得这种平衡,这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。能否把它们结合起来,答案不是明显的。毕竟,国家功能是集中和行使权力,要求公民遵从法律,保护自己免遭它国的威胁。另一方面,法治和负责政府又在限制国家权力,首先迫使国家依据公开和透明的规则来行使权力,再确保国家从属于民众愿望。

    这些机构的首次出现,是因为民众发现,可以此来保护他们和家人的利益。什么是私利,如何与人合作,都取决于令政治结社合法化的思想。因此私利和合法性,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基础。

    三种机构中已存在一种,并不意味其它二种也会出现。例如阿富汗,自2004年以来,一直举行民主选举,但只拥有非常薄弱的国家,在其领土的大部,无法实施法律。相比之下,俄罗斯拥有强劲国家,也举行民主选举,但其统治者感到自己不受法治束缚。新加坡拥有强劲国家和英国殖民者遗留下的法治,但只提供缩了水的负责政府。

这三种机构最初来自何方?是什么力量驱使它们诞生?又在何等条件下得到发展?建立的顺序如何? 彼此间有何关系?如能弄清这些基本机构的出现,我们可以更好理解,阿富汗或索马里离当代丹麦,究竟还有多远。

    如不理解政治衰败的补充过程,就讲不清政治机构的发展。人类的机构很“黏糊”。这是指,它们长期持续,唯有经受重重艰难,才能得到变革。为满足某套条件而建立的机构,在该套条件改变或消失时,常常得以苟延。未能妥善因应,便会引发政治衰败。这适用于旧式政治制度,也适用于集国家、法治和负责政府于一身的现代自由民主国家。不能保证,一个民主制会继续向公民提供允诺的;也不能保证,它在公民的眼中继续是合法的。

    此外,人类袒护亲友的自然倾向——我称之为家産制 (patrimonialism)——如没有遇上强大的抑制,会一再重现。组织起来的团体——经常是有钱有势的——随着时间的推移,得以盘根错节,并开始向国家要求特权。尤其是在持久的和平稳定,遇上财务或军事危机时,这些盘踞已久的家産团体更延伸他们的优势,或阻扰国家采取妥善的因应。

    政治发展和衰败的故事,被讲述过多次。多数高中开《文明之兴起》的课程,提供社会机构如何进化的概论。一世纪前,讲述给大多数美国学生的历史,以欧洲、甚至英格兰为中心。它可从希腊和罗马开始,然後转向欧洲中世纪、大宪章、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,再直达1776年和美国宪法的起草。今天,类似的课程更多元化,囊括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非西方社会,更讲述历史上遭排斥的团体,像土著、妇女、穷人、等等。

    现存的关于政治机构发展的文献,我们有理由表示不满。首先,大部分没在足够广泛的规模上作出比较对照。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社会的经验,方可梳理复杂的因果关系,弄清为什么某些机构出现于某地,而不在其它地域。很多关于现代化的理论,从卡尔·马克思的大量研究到道格拉斯·诺斯(Douglass North)等当代经济历史学家的,都侧重英格兰作为首位工业化国家的经验。英格兰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特殊的,对处在不同境地的国家来説,未必是好的指南。

    最近几十年,取代这种叙述的多元化,很大程度上也没做严肃的比较对照。它们选择的,要么是非西方文明贡献于整个人类进步的正面故事,要么是其遭受迫害的负面故事。为什么某机构发展于某社会,而不在另外社会,我们很难找到严肃的比较分析。

优秀的社会学家西摩·李普塞特 (Seymour Lipset) 常说,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员,是不懂国家的人。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,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社会中所独具的,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。只有通过比较分析,才能理清因果关系,才能把地理、气候、技术,宗教或冲突,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鈎。这样做,我们也许能解答下列问题:

 

*为什么阿富汗、印度丛林地区、美拉尼西亚岛国和中东部分地区,至今仍是部落组织?

*为什么中国的首选统治是强大的中央政府,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,除短暂时期,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?

*为什么几乎所有成功的现代专制国家——像南韩、台湾、新加坡和中国——都集居在东亚,而不在非洲或中东?

*为什么民主制和齐全法治,得以在斯堪地那维亚生根发芽;而处于类似气候和地理条件下的俄罗斯,却产生了不受节制的专制主义?

*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,拉丁美洲国家反复遭遇高攀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,而美国和加拿大却没有?

 

    本书提供的历史资料很有趣,因为它们照亮现状,解释不同政治秩序的来龙去脉,但人类社会不囿困于自己的过去。为了准备和参加战争,现代国家得以在中国或欧洲出现。这并不意味,今日非洲的薄弱国家,为达到现代化,必须重复同一经验。我会在第2卷中争论,今日政治发展的条件,大相径庭于第1卷所涵盖的。社会成员的组合,因经济的增长,在不断重新洗牌;今日的国际因素,对个别社会的冲击,远远大于旧日的。本书的历史材料可以解释,各式社会是如何走到今天的。但它们走过的路径,即不能决定它们的将来,也不能成为其它社会的楷模。

 

中国第一

 

伟人所编写的经典现代化理论,如卡尔·马克思、艾弥尔·涂尔干(Emile Durkheim)、亨利·缅因(Henry Maine),斐迪南·滕尼斯(Ferdinand Tonnies)和马克斯·韦伯(Max Weber) 的,倾向于认为西方经验是现代化的范本,因为工业化首先在西方发生。这样著重西方是不难理解的,1800年後在欧洲和北美所发生的生产力爆发和经济持续增长,既是史无前例的,也把世界塑造成今天的模样。但发展不只局限于经济,政治和社会的机构也在不断发展。政治和社会的发展,有时与经济变化紧密相关,有时又独立自主。本书着重政治方面的发展和政府机构的进化。现代政治机构在历史上的出现,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。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,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。其在欧洲的浮现,则晚了整整1千8百年。

基于此,我在本书第二部分讲述国家崛起时,就以中国开始。经典现代化理论,倾向于把欧洲的发展当作标准,而查询其它社会为何偏离;我把中国当作国家形成的范本,而查询其它文明为何不复制中国道路。这并不表示,中国胜于其它社会。我们将看到,没有法治或负责政府的现代国家,能实施非常暴虐的专制主义。中国是开发国家机构的始作俑者,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説,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。

我自中国开始,就跳过了其它重要的早期社会,像美索不达米亚、埃及、希腊、罗马和中南美洲的文明。在此需要进一步解释,为何不在本卷详细涵盖希腊和罗马。   

古代地中海世界树起的先例,对後续的欧洲文明发展非常重要,自查理大帝 (Charlemagne) 时代起,便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自觉模仿。一般认为,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,其统治者不是世袭的,而是选出的。多数部落社会也是相对平等的,其统治者也是选出的(请看第4章)。但希腊人超前一步,其介绍的公民概念,以政治标准为基础,而非血缘关系。第5世纪雅典或罗马共和国实践的政府形式,较为贴切的称号可以是“古典共和政府”,而不是“民主制”,因为选举权只属于少数公民,尖锐的阶级差别排斥大批人(包括众多的奴隶)的参与。此外,这些不是自由国家,而是共产主义国家,不尊重隐私和其公民的自主权。

    希腊和罗马建立的古典共和政府先例,受到以後很多社会的复制,包括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国、诺夫哥罗德 (Novgorod) 、荷兰联合省。但这种政府有一致命缺陷,後代的作家,包括很多深思该传统的美国创始人,都有广泛认知:古典共和政府不好扩充。它在小型且同类的社会中表现最佳,就像5世纪的希腊城市国家,或早期的罗马。这些共和国因征服或经济增长而渐渐壮大,便不再能维持曾凝聚他们的共产主义价值。随着疆域和居民的扩展,罗马共和国面临无法解决的矛盾:谁该享受公民权,如何分配国家的战利品。君主制最终战胜希腊城市国家;罗马共和国经历漫长的内战,最终也变成帝国。君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式,证明是出众的,特别在管理庞大帝国时。罗马帝国就是在此种政治制度下,达到其权力和疆域的巅峰。

    在第2卷里,我将返回古典共和政府是现代民主制先例的题目。如要研究国家的兴起,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,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一个符合马克斯·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。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,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,特别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。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私人和基于能力的官僚招募制度,比罗马的公共管理部门更为系统化。公元1年时,中国总人口可与罗马帝国的媲美,而中国人口比例中受统一法规管辖的,要远远超过罗马的。罗马自有其重要遗产,尤其在法律领域中(在第18章中详述)。作为现代负责政府的先驱,希腊和罗马非常重要。但在国家发展上,中国更为重要。

与中国相比的社会还有印度。大约在类似时间,印度社会也自部落升至国家。大概2500年前,由于新婆罗门宗教的兴起,它从而走上一段弯道。该宗教限制印度政治组织可达的权力,却在某种意义上,为现代印度民主打下基础。穆罕默德先知的时候,中东也是部落组织。伊斯兰教的诞生,再加上奴隶军人这一奇特机构,令埃及和土耳其的某些政治组织,崛起成主要政治力量。欧洲则截然不同,它之退出部落行列,不是通过统治者的自上而下,而是通过天主教在社会层次颁布的规则。只有在欧洲,国家机构不必建造于部落组织之上。

宗教是法治起源的钥匙,它是第三部分的主题。基于宗教的法律,存在于古代以色列、印度、回教中东和基督教的西方。但唯有在西欧,独立法律机构得到最强劲的发展,并设法转成世俗形式,幸存至今。

    第四部分中,负责政府的兴起主要在欧洲。就此而言,欧洲不是齐整一致的:负责政府在英格兰和丹麦兴起,却没在法国或西班牙;俄罗斯发展专制主义,其权力与中国的旗鼓相当。社会能否把负责制强加于君主,取决于各项特殊的历史条件,譬如幸存至现代的某些封建机构。

    西欧的政治发展次序,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,是高度异常的。其现代国家或资本主义兴起之前,社会层次的个人主义便已出现,且早过数世纪;其政治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之前,法治已经存在;其负责机构之兴起,是因为现代中央集权国家,无法彻底击败或消除古代的封建机构,譬如代表议会。

    国家、法治和负责政府的组合一旦出现,证明是高度强大和极富吸引力的,之後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。我们必须记住,这一出现仅是历史上的偶然。中国有强大的国家,但没有法治和负责政府;印度有法治,现又有负责政府,但传统上一直缺乏强大国家;中东有国家和法治,但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,已扔掉後者。人类社会不囿困于自己的过去,可自由借用彼此的思想和制度。它们过去长得如何,塑造它们现在长得如何,但过去与现在之间,没有单一路径。

 

底下无数龟

 

本书的宗旨,与其説是介绍政治发展历史,倒不如说是分析主要政治机构出现的原因。被称作“一连串混账事件”的众多历史着作,不愿尽力提炼普遍规律,或者,适用其它场合的因果理论。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,也没跳出这个窠臼,虽然细致详尽,但仍故意避开广泛的概括。这肯定不是我的方法,我的比较和普及,将跨越众多的文明社会和历史时期。

    本书有关政治发展的整体结构,与生物进化有很多相似之处。达尔文进化论建筑在差异和选择这二条原则上:有机体发生随意的遗传变化,最适应环境的,得以存活和倍增。政治发展也是如此,政治机构会产生变异,最适合当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,也得以存活和扩散。但生物进化和政治进化之间,又有很多重大差别:人类机构可得到精心设计和选择,不像基因;它们的代代传播,凭藉文化而非遗传;它们因各种心理和社会的机制,而带上内在价值,变得不易变革。人类机构固有的保守性,解释了政治发展为何因政治衰败而经常逆转。触发机构变革的外界变化,往往远远超前于社会接纳改革的实际意愿。 

然而,该整体结构不是预测政治发展的理论。依我看,找到政治变化的精简理论,类似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增长理论,根本是不可能的。(26) 促使政治机构发展的因素,是多重且复杂的,经常依赖于意外或伴随事件。即使引证出某种发展的原因,却发现其本身仍有先决条件,这样的溯源回归是永无止尽的。

     让我们举例説明。有一条政治发展的著名理论认为,欧洲因需要发动战争,而建立国家。(27)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,在现代欧洲的早期是大家公认的。我们将看到,它也同样适用于古代中国。但我们在宣布,这是国家形成通理之前,必须回答下列难题:为什么某些地区,尽管历经长期战争,却一直没能发展国家机构(美拉尼西亚)?为什么在另外地区,似乎战争反而削弱了国家机构(拉丁美洲)?为什么某些地区,其冲突水平低于其它的(印度与中国相比)?要回答这些问题,就要把原因推向其它因素,例如人口密度、自然地理、技术和宗教。人口密集、交通方便(平原或大草原)和拥有相应技术(马匹)地区的战争,与人口稀少、深山老林和沙漠地区的,发挥非常不同的政治影响。战争促使国家形成的理论,涉及更多更深的问题,譬如,为何某种战争仅爆发于某种地区。

     我想在本书推介一种中间理论,既避免高度抽象(经济学家的恶习),又躲开巨细无遗(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问题)。我希望重新拾起,已遗失的19世纪历史社会学或比较人类学的传统。我不想一开始,就向普通读者推介大的理论体制。在各历史章节里,我会触及各种理论,但对政治发展的抽象讨论(包括基本概念的定义),我会保留至最後的3章节(第28—30章)。这包括政治发展之所以产生的通论,以及政治发展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。

     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後,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:应从事实中推断出理论,而不是相反。当然,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,纯真坦白地面对事实,这也是做不到的。有人认为这样做了,并已达到客观的实证,那是在欺骗自己。社会科学往往以高雅理论出发,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。希望这不是我采取的态度。

    有个可能不是真实的故事,是物理学家史蒂芬·霍金转告的。一位著名科学家在作有关宇宙论的演讲,房间後面有位老妇人打断他,说他是废话连天,而宇宙只是驮在龟背上的一张光碟。该科学家问她,龟驮在何物之上,以为就此便可让她闭嘴。她却回答,“你很聪明,年轻人,但底下是无数的龟。”

这是任何发展理论的难题:作为故事开头你所挑选的龟,究竟是站在另一只龟的背上,还是一头大象、一只老虎或一条鲸鱼上。大多数所谓的发展概论,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。他们只是化繁为简,试图自复杂的历史真实,提取出单独的诱因。他们没能将故事,推至足够原始的历史时期,以解说他们的起点和前提。

    我把故事推得很远。讲中国的开发国家机构之前,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起源,甚至人类社会的起源。令人惊讶的是,它们不是外在的。自有人类起,就有社会和冲突,因为人类天生是群居和竞争的动物。人类的老祖宗灵长目,就在实践一种缩了水的政治。要弄清这一点,我们必须回到自然状态和人类生物学,它们在某种意义上,为人类的政治行为设定了框架。生物学为支撑龟们提供一定的稳固基础,但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,即便是生物学,也不是完全固定的起点。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275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在LOFTER的更多文章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