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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岸三地

太不一样了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政治秩序的起源- 第二章  

2011-06-07 00:30:4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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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:自然状态

 

自然状态的哲学讨论;现代生命科学彰显人性,并彰显政治的生物学基础;黑猩猩和灵长目中的政治;诱发政治的人性特征;人类出现于世界不同地域

 

西方哲学传统中,讨论“自然状态”一直是理解正义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议题。而正义和政治秩序,又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。古典政治哲学,把本质和惯例(或称法律)截然分开。柏拉图(Plato) 和亚里斯多德 (Aristotle) 主张,合理城市必然存在,与之相匹配的是永久人性,而不是昙花一现和不断改变的人性。托马斯·霍布斯 (Thomas Hobbles) 、约翰·洛克 (John Locke) 和琼·卢梭 (Jean——Jacques Rousseau) 给予这差别,以进一步的发展。他们撰写有关自然状态的论文,试图以此作为政治权利的基石。讨论自然状态,其实是讨论人性的手段和隐喻,以建立政治社会应予培育、等级分明的人性美德。

    其中有个关键,亚里斯多德与霍布斯、洛克和卢梭泾渭分明。他主张,人类天生是政治的,其自然天赋使之在社会中兴旺发达。而这三位现代早期的哲学家,则恰恰相反。他们争辩说,人类天生不是社会性的,社会只是一种手段,使人类得以实现单凭个人所无法得到的。

    霍布斯的《利维坦》(Leviathan),罗列人类的自然激情后主张,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毙。他由此演绎出,基本的天赋人权是大家享有保护自己生命的自由。人性中有三项诱发争端的特征:竞争、缺乏自信 (害怕)  和荣誉;“第一项,诱发人类侵略以获好处;第二项,以获安全;第三项,以获荣誉。”因此,自然状态被描绘成“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。”为逃离这一危险处境,人类同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,以换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。国家,也就是利维坦,以社会契约的形式,来执行这一相互的允诺,来保护他们天生拥有、但在自然状态中无法享受的权利。政府,也就是利维坦,藉保障和平,来保障生命权。(1)

    约翰·洛克在《政府论之二》中对自然状态的观念,比霍布斯的温和。他认为,人类所忙碌的,主要是将劳动与自然物结合起来,以生产私人财产,而不是彼此的打斗。洛克的基本天赋人权,不限于霍布斯的生命权,还包括“生命、健康、自由,财产。”(2) 依照霍布斯,自然状态中不受节制的自由会引发战争,为保护天赋的自由和财产,社会契约便成为必要。依照洛克,国家虽是必要的,但也有可能成为天赋人权的褫夺者。所以他建议,有权反抗不公正的权威。美国独立宣言中,托马斯·杰斐逊(Thomas Jefferson)所提倡的生命、自由和追寻幸福之权,直追霍布斯的天赋人权,再辅以洛克有关暴政的修正。

霍布斯暴力的自然状态中,人生是“孤独、贫困、污秽、野蛮且又短暂的”,与卢梭较和平的版本,一直形成对照。卢梭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(《论不平等》)中,好几处公开批评霍布斯:“最重要的,让我们与霍布斯一起总结:人类天生是坏的,因对善良一无所知;他品行不端,因为不知道何谓美德;他拒绝为同类做事,因为自信不亏欠;他因此理直气壮要求得到一切想要的,进而愚蠢地视自己为整个宇宙的主人。”(3) 卢梭认为,霍布斯实际上没能发掘出自然人;《利维坦》讲述的暴虐人,其实是数世纪承受社会污染的产物。对卢梭而言,自然人虽很孤独,但却是胆小恐惧的;彼此可能互相躲避,而不是交战的。野蛮人的“欲望,从不超越他的物质需求;除了食物、配偶和休息,他不知道任何其它财产”;他害怕疼痛和饥饿,而不是抽象的死亡。政治社会的产生,不代表拯救于“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”,反而因相互依赖,而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奴役。

    卢梭在《论不平等》中开门见山,“我们此时所从事的研究,不可当作历史真相,只能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论。它适合于解释事物的本性,并不适合于显示其真正起源。”对卢梭和霍布斯而言,自然状态与其説是历史敍述,倒不如説是揭示人性的启发教具——那是指,去掉文明和历史所附加的举止后,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特徴。

    很清楚,《论不平等》的意图是提供人类行为的发展史。卢梭谈论人的完美性,推测其思想、激情和行为的长期进化。他引证新大陆加勒比人(Caribs)和其他土著的丰富资料,评判观察动物行为所获的论据,尝试弄清什麽是天生人,什麽是社会人。自认理解伟大思想家的真正意图,总是很危险的。霍布斯、洛克和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解释,涉及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,至关重要。将之对照于我们因生命科学最新进展所认识的人类起源,不能算作不公平。

    此类认识存在于若干领域,包括灵长学、人口遗传学、考古学、社会人类学,当然还有进化生物学的总构架。我们可以更好的实证资料,再次运行卢梭的思考试验。所得到的结果,既确认他的部份洞察力,又对其它的提出疑问。以现代生物学来寻找人性,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,这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它将提供最基本的部件。我们可藉此,来理解人类机构后来的进化。

    卢梭的有些观察是非常精彩的,如他认为,人类不平等起源于冶金、农业和私人财产的发展。但他、霍布斯和洛克,在一个重要论点上是错误的。这三名思想家,都视自然状态的人为隔离中的个体,都视社会为非自然的。根据霍布斯,原始人类的相处,主要表现为害怕、羡慕和冲突。卢梭的原始人更为隔离,性是自然的,但家庭却不是;人类的相互依赖几乎是意外发生的,如农业的技术发明,使大规模的合作成为必要。他们认为,人类社会随历史进展而出现,人与人相互妥协,从而放弃自然的自由。

但事实并不如此。英国法律学家亨利·缅因,在1861年的《古代法律》中,以下列词句批评这些自然状态理论:

 

这两种理论(霍布斯和洛克的),将英格兰的严肃政治家,长期分裂成敌对两派。其相似处,只有对史前无法取证的人类状态的基本假设。其分歧处,则有史前状态的特征,以及人类将自己提升入社会的反常。我们熟悉的,只是社会。但他们一致认为,原始人与社会人之间有一道鸿沟。(4)

 

我们可将此称为霍布斯式谬误:人类一开始各行其是,仅在发展中较迟阶段,进入社会,因为他们作出理性推算,社会合作才是达到各自目标的最佳方法。原始个人主义这个假设,支撑美国独立宣言对权利的理解,也支撑后来兴起的民主政治社群。该假设更支撑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,其各项模型的前提是:人类是理性的,并希望将自己的功效或收益发挥到极点。但在事实上,人类历史上逐渐获得发展的,是个人主义,而不是社会性。今天,个人主义似乎是我们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,那是因为我们发展了相关机构,以克服身上更自然的群体本能。亚里斯多德说人类天生是政治的,他比这些现代早期的自由理论家更为正确。从个人主义角度理解人类动机,有助于解释今日美国商品交易商和自由意志主义者(Libertarian)的活动,却不是理解人类政治早期发展的最佳途径。

    现代生物学和人类学所介绍的自然状态,完全相反:人类在进化过程中,从没经历过隔离个体的时期;人类的灵长目先驱,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的技巧;促使社会合作的功能,是人脑与生俱来的。自然状态,可被描绘为战争状态,因为暴力是自发的。实施暴力的,与其説是个人,倒不如説是密切结合的社会群体。人类不是因自觉且理性的决定,进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。公共组织在他们中间自然形成,虽然环境、思想和文化会塑造出各自独特的合作方式。

    确实,人类出现的数百万年前,就有合作的基本形式。生物学家找到合作行为的两个自然来源:亲属选择(kin selection) 和互惠利他 (reciprocal altruism)。关于第一,生物进化的竞争,不是指有机体本身的继续生存,而是指有机体体内基因的继续生存。这种情形一再出现,以致生物学家威廉·哈密尔顿(William Hamilton),将之定为包容适合性原则(inclusive fitness 或亲属选择)。该原则认为,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,对待亲属时是利他的,利他程度与它们分享的基因呈正比。(5) 父母和小孩,亲兄弟姐妹,分享50%基因。他们之间的利他,更强于他们与堂表亲之间的,因为后者仅分享25%基因。这种行为,可见证于各类物种:譬如,黄鼠在筑巢时竟能分辨嫡庻姐妹;就人类而言,现实的裙带关系,不仅基于社会缘由,更基于生物学缘由。(6) 将资源传给亲属的欲望,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。   

与遗传上的陌生人合作,被生物学家称作互惠利他。这是亲属选择之外,社会行为的第二生物学来源,可见证于众多物种。社会合作取决于如何解答博弈论的“囚犯困境”游戏(prisoner’s dilemma )。(7) 在那些游戏中,如大家合作,参与者都有可能获益;如他人合作而自己免费搭乘,则可获益更多。20世纪80年代,政治学家罗伯特·艾克赛洛德 (Robert Axelrod) 组织了解答“囚犯困境”游戏的电脑程式比赛,优胜的战略是针锋相对:如对方在较早比赛中是合作的,则采用合作态度;如对方以前不予合作,则采用拒绝态度。(8)艾克赛洛德以此论证,随着理性决策者彼此间长期互动,道德可自发产生,尽管一开始是由自私激起的。

    除人类之外,互惠利他还出现于其它衆多物种。(9) 吸血蝙蝠和狒狒被观察到,在群居地内喂养和保护它人的后代。(10) 另一些情况中,就像清扫小鱼和它们所清理的大鱼,相互帮忙的纽带可存在于全然不同的物种。狗和人之间的交往,显示这两个物种相互进化得来的行为。(11)

 

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

 

进化生物学,为我们弄懂人类如何进化自灵长目先驱,提供了广泛框架。我们知道,人类和现代黑猩猩共享一个类似黑猩猩的祖先。人类分支出来, 约在五百万年前。人类和黑猩猩的染色体,约有99%的重叠,多于灵长目内任何其它一对。(12)(除了解剖上的重要差别,那1%的偏离与语言、宗教、抽象思维等有关,所以是非常重要的!)我们当然不可能研究这一共同祖先的行为,但灵长学家花费很长时间,在动物园和自然栖息地,观察黑猩猩和其它灵长目的行为,发现它们与人类拥有显著的连贯性。

    生物人类学家理查德·兰格汉 (Richard Wrangham), 在他《魔鬼的雄性》一书中,敍述成群结队的野外雄性黑猩猩,远离自己领土,去攻杀邻近社区的黑猩猩。这些雄性彼此合作,悄悄追踪包围,先杀死单独的邻居,再逐一消灭区内的其它雄性,然后捕获雌性,以纳入自己的团队。这很像新几内亚高地男人的所作所为,也像人类学家拿破伦·查格纳恩 (Napoleon Chagnon) 所观察到的亚诺马莫印地安人的(Yanomamo Indian)。根据查格纳恩,“甚少动物生活于雄性组合的父系群体,其雌性为避近亲繁殖,经常去邻区寻求交配。已知道的仅两种,是如此做的,它们系统发起雄性引发的领土进攻,包括突袭邻近社区,寻找弱小敌人,再加以攻击和消灭。”(13) 它们就是黑猩猩和人。

根据考古学家斯蒂芬·勒伯兰克 (Steven LeBlanc) ,“非复杂社会的人类战争,大部分与黑猩猩的攻击相似。在那个社会水平,人类大屠杀其实是罕见的。由消耗战而取得胜利,是可行战略之一,另外有缓冲区域、突袭、收纳女俘和刑辱敌人。黑猩猩和人类的行为,几乎是彻底平行的。”(14) 其主要差异,只是人类更加致命,因为他们的武器更多样,更犀利。

    黑猩猩像人类群体一样,保卫自己的的领土,但在其它方面又有甚多不同。雄性和雌性不会组成家庭,以抚养小孩,只是建立各自的等级组织。然而,等级组织中的统治权运作,又令人想起人类群体中的政治。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老大(Alpha Male) ,不是生来如此,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大佬 (Big Man) 一样,必须藉建立同盟来赢得。体力虽然要紧,但最终还得依靠与它人的合作。灵长学家弗兰斯·德·瓦尔(Frans de Waal),在荷兰阿恩亨动物园,观察被驯养的黑猩猩群体。他敍述两只年轻黑猩猩,如何联手取代较年长的雄性老大。篡夺者之一,取得雄性老大地位后,即凶狠对待它曾经的同盟者,并最终将之杀害。(15)

   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,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后,便行施权威——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。黑猩猩透过卑顺的招呼来承认权威:一系列短促的呼噜声,加上深鞠躬;向上级伸手,亲吻上级的脚。(16) 德·瓦尔介绍一只占统治地位的雌性黑猩猩,名叫妈妈,相当于西班牙或中国家庭中的老祖母。“群体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颠峰时,参战者总是求救于她——甚至成年雄性。我多次看到,两只雄性之间的激烈冲突,却告终于她的手臂。冲突升到顶点时,对手们没有诉诸暴力,反而大声尖叫,奔向妈妈。”(17)

    在黑猩猩社会建立同盟,不是直接了当的,需要评判它人品质的能力。像人一样,黑猩猩擅长欺骗,所以需要评估潜在同盟者的可信度。在阿恩亨动物园长期观察黑猩猩行为的人注意到,每只黑猩猩都有显著个性,有的比其它的更可信赖。德·瓦尔描述一只名叫普依斯特(Puist)的雌性黑猩猩,被观察到常常出其不意地攻击伙伴,或假装和解,等其它黑猩猩放松警惕,再有所行动。由于这些行为,低等级的黑猩猩都学会离她远远的。(18)

    黑猩猩似乎懂得,它们被企盼遵循社交规则,但不总是照办。如违反群体规则,或违抗权威,它们会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觉。德·瓦尔讲起一件轶事,名叫伊冯的研究生,与名叫可可(Choco)的年轻黑猩猩同住:

 

可可变得益加淘气,该管管了。一天,可可多次把电话听筒搁起。伊冯一边把可可的手臂攥得特紧,一边给予严厉的责駡。这顿责駡似乎蛮有效果,伊冯便坐下沙发,开始读书。她已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,突然可可跳上她的膝盖,伸出手臂搂她的脖子,并给她一个典型的黑猩猩亲吻(嘴唇敞开)。(19)

 

德·瓦尔很清楚将动物人格化的危险,但贴近观察黑猩猩的人们,绝对相信这些行为背后的情感潜流。

黑猩猩行为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很明显的。人类和黑猩猩,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。现代黑猩猩和人类,尤其是住在打猎采集或其它相对原始社会的人,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。如霍布斯、洛克或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敍述是正确的,那我们必须假定,在进化为现代人类的过程中,我们的类人猿祖先短暂抛弃了自己的社交行为和情感,然后在较迟阶段,重新开始第二次进化。较为可信的假定是: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;现代人类出现之前,社交和融入亲属群体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。人类的社交性,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,而是人性中天生的。

 

唯独人类

 

将人类与类人猿祖先分开的1%染色体,还含有什麽? 我们的智力和认知力,总被认为是我们人类身份的关键。我们给人类的标签是智人(Homo Sapiens),即人属(Homo)中“有智慧的”。人类自类人猿祖先分支出来,已有五百万年。其间,人类的脑容量翻成三倍,这在进化史上是异常神速的进展。不断增大的女人产婴通道,勉强跟上人类婴儿硕大头颅的需求。那麽,这认知力又来自何方呢?

    乍看之下,人类似乎需要认知力,来适应和征服他们的自然环境。更高的智力,为狩猎、采集、制造工具、适应苛刻气候等,提供优势。但这解释,并不令人信服。很多其它物种,也狩猎、采集和制造工具,却没能获得类似人类认知的能力。

    很多进化生物学家推测,人脑如此迅速增长的理由:是为了与人合作,是为了与人竞争。心理学家尼古拉·韩弗理(Nicolas Humphrey) 和生物学家理查德·亚历山大 (Richard Alexander) 分别建议, 人类实际上走进一场相互的军火竞赛;运用新的认知力来理解彼此行为,以建立更复杂的社会组织,成为竞赛中的优胜者。(20)

先前的博弈论建议,经常与人互动的个人,愿意与诚实可靠人合作,而避开机会主义者。但要行之有效,他们必须记住彼此的过去,并揣测动机,以预测将来。这颇不容易,因为潜在合作者的标记,只是诚实外表,而不是诚实本身。譬如,依照经验你似乎是诚实的,我愿意与你携手合作;你如在过去是故意积累信任,便能在将来从我这里骗得更大好处。所以,私利推动了社会群体中的合作,也鼓励了欺骗、行骗和其它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。

黑猩猩能达到数十成员的社会团队水平,因为它们拥有所要求的认知技术,来解答基本的“囚犯困境”游戏。如阿恩亨动物园的普依斯特,因她不可靠的历史,而被其它黑猩猩避开;妈妈取得领袖地位,因她调停纠纷时为人公正的声誉。黑猩猩拥有足够的记忆和沟通技巧,来解释和预测可能的行为,领袖和合作遂得到发展。

    但黑猩猩无法迈进更高水平的社会组织,因为它们没有语言。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,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,提供了大好机会。有了语言,谁诚实和谁欺诈,不再取决于直接经验,而变成可传送他人的社会信息。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。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,从而测出谎言,能这样做的社会群体,对其竞争者就占有优势。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·米勒(Geoffrey Miller) 争辩, 求偶对认知力的独特需求,促进了大脑皮层的发展,因为男女不同的繁衍战略,为欺骗和侦测生育能力,创立了巨大奖励。

男性繁衍战略是,寻求尽可能多的性伙伴,以取得最大成功。女性繁衍战略是,为自己后代谋求最佳雄性的资源。这两种战略,其目的截然相反。所以有人争论,这在进化方面激励人类发展欺骗本领,其中语言扮演了重要角色。(21) 另一位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·平克 (Steven Pinker) 争辩,语言、社交能力和掌控环境在相互加强,为精益求精施加了进化压力。(22) 这解释了脑容量增加的必要,大脑皮层很大一部是用于语言的,它恰是行为上现代人类(Behaviorally modern humans) 所独有的,而在黑猩猩或古人类身上,是找不到的。(23)

    语言之发展,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,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。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关键认知力。词语可指具体物件,也可指物件的类别(狗们和树丛)。甚至可指抽象的无形力量(宙斯和地心吸力)。综合两者,便使智力模型(Mental model)变得可行——那是指,因果关系的一般声明(“因为太阳发光,所以变得温暖”;“社会强迫女孩进入定型的性别角色”)。所有的人,都在制造抽象的智力模型。以此进行推论,给予我们巨大的生存优势。尽管哲学家如大卫·休谟(David Hume),还有无数一年级统计学教授一再告戒,关联不表示因果关系,但人类经常观察周遭事物的关联,来推断其间的因果关系。不要踩蛇,不吃上周杀死你表亲的树根,你将免遭同样命运,并可迅速将此规矩告诉子孙。 

制造智力模型的能力,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,是宗教出现的两根基石。宗教——笃信一个无形的超自然秩序——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。很不幸,试图重建早期人类血统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,对其精神生活,只能提供甚少线索,因为他们依据的是化石和营地的物质记录。但我们尚未发现没有宗教的原始社会,并有考古迹象表明,尼安德特人 (Neanderthals) 和其他原始人类群体,可能有宗教信仰。(24)

    今天有人主张,宗教是暴力、冲突和社会不协调的主要来源。(25) 但在历史上,宗教恰恰扮演相反角色,它是凝聚社会的源泉。经济学家假设,人类是简单、理性和自私的参与者。宗教则允许他们之间的合作,变得更广泛更安全。据我们所知,彼此一起玩囚犯困境游戏的参与者,应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合作。但经济学家曼柯·奥尔森(Mancur Olson)显示,随合作群体逐渐扩展,集体行动便开始瓦解。在庞大群体中,越来越难监察每个成员的贡献,免费搭乘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会变得司空见惯。(26)

    宗教得以解决这集体行动的难题,通过奖罚,大大增强了合作的好处,甚至在今天。如我认为,部落领袖只是像我一样的自私家伙,我就不一定服从他的权威。如我相信,部落领袖能调动已死老祖宗的灵魂来奖励或处罚我,我可能更尊崇他。如我相信已死老祖宗在旁监视,比活人亲戚更能看清我的真正动机,我的羞耻感可能更大。与宗教信徒和世俗者的见解恰恰相反,任何一种宗教信仰,都是很难得到证实或证伪的。即使我怀疑部落领袖与已死老祖宗的联系,我也不愿承担风险,万一这是真的呢。根据巴斯卡打赌(Pascal’s wager),我们应该相信上帝,因为他可能存在。这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适用,虽然在早期,怀疑者可能很少。(27)

    在加强规范和支撑社区方面,宗教的功能一直是公认的。(28) 针锋相对(Tit-for-tat) ,即以牙还牙和报李投桃,是反复互动的合理结果,也是圣经道德的基础,更是人类社会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。你待他人,如他人之待你,这条黄金定律只是针锋相对的异体。它强调善,不讲恶。(由此看来,基督教以德报怨的原则是反常的。人们可能注意到,即使在基督教社会,它也很少付诸实施。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社会,赞成以怨报德,作为其群体的道德准则。)

    进化心理学家主张,凝聚社会所提供的生存优势,是人类天生偏向宗教的理由。(29) 思想可增加集体的团结,宗教不是其唯一方式——今天,我们有民族主义,还有世俗意识形态,如马克思主义——但在早期社会,宗教在社会组织走向复杂一事上,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没有宗教,很难想像人类社会得以超越团队的水平。(30)

从认知观点出发,可把任何宗教信仰,称作现实世界的智力模型。它们把因果关系,归于日常世界之外的无形力量,归于形而上王国。改造自然界的理论,由此而生。例如,上帝的愤怒造成乾旱,把婴儿血洒入大地的犁沟,便可使之平息。之后,它又导向礼仪,即有关超自然秩序的重复表演。人类社会希望藉此,来获得对环境的主导。

    礼仪反过来又帮助区分群体,标记边界,使之有别于其他群体。它促进社会团结,最终会脱节于导致其产生的认知理论。譬如当代世俗欧洲人,仍继续庆祝圣诞节。礼仪本身和支持它的信念,会被赋予极大的固有值(Intrinsic value)。它不再代表智力模型,不再是遇上更好选择时,可抛弃的普通理论,而变成目的本身。

 

红脸颊野兽

 

促使人类合作和存活的智力模型和规范,产生时可能是理性的,恰似经济学家所建议的。但宗教信仰在信徒眼中,从来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,即便证明有错。它被视作无条件的真理,如指控其谬误,会受到社会和心理的沉重惩罚。现代自然科学带来的认知进步,为我们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实验模式,允许我们更好地改造环境(使用灌溉系统,而不是人的血祭,来提高农业生产力)。这里有个疑问:人类为何忍受如此僵硬不改的理论构思?

    基本正确的答案是:人类之遵循规则,主要植根于情感,并不依靠理性过程。人脑培养了情绪反应,犹如自动导航装置,以促进社会行为。喂奶母亲看到婴儿,便会分泌乳汁。不是因为她清楚想到,她自己的小孩需要食物,而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,她大脑产生荷尔蒙,诱发了乳腺分泌。对陌生人的好意表示感激,对无缘无故遇害表示愤怒,这不是精心考虑的反应,也不一定是学来的情感(尽管通过实践,这些感受会获得加强,或受到抑制)。同样,当有人表示不敬,在朋友前蔑视我们,或评论我们母亲或姐妹的美德,我们不会核算评论的精确度,也不会考虑为未来交往而保护声誉。我们只是感到愤怒,只想痛揍这不尊重他人的家伙。这些行为——对亲属的利他主义,捍卫自己的声誉——可用理性的私利加以解释,但确是在激动中作出的。一般情况下,情绪化的反应却是理性的正确答覆。为什麽?这是进化的安排。行动经常是情感的产品,而不是计算的产品。所以我们经常弄错,打了更强壮和更会报复的人。

这种情绪化反应,使人类中规中矩,遵循规范。规范的独特内容由文化决定,(“不吃猪肉”;“尊敬祖先”;“宴会上不点香烟”),遵循规范的能力却是遗传的。同样的,语言因文化而异,但都植根于人类普遍的语言能力。例如,在违反规范和他人都遵守的规则时,被人看到,大家都会感到困窘。很明显,困窘不是学来的举止,因为小孩通常比父母,更易感到困窘,即使是小小过失。人类能将自己置于他人位置,并透过他人眼睛观察自己行为。今天的小孩,如不能做到这一点,就会被诊断为具有自闭症的病理征兆。

    透过愤怒、可耻、有罪和骄傲的特殊情感,遵循规范的习惯得以嵌入人性。规范受到侵犯时,如陌生人费尽心思羞辱我们,或团体分享的宗教礼仪受到嘲笑或忽视,我们会感到愤怒。无法跟上规范时,我们会感到耻辱。达到大家赞许的目标,从而获得群体的称赞,我们会感到骄傲。人类在遵循规范中,投入这麽多情感,以至失去理性,危害自身的利益。帮派成员因受到侮辱(实际上的或想像的),向另外帮派的成员施以报复,但心里很清楚,这将导致暴力的逐步升级。

    人类也将情感投入后设规范(Metanorm) ,即如何恰当地阐述和执行规范。如没有遵守妥善的后设规范,人类会发起生物学家罗伯特·特拉维斯 (Robert Trivers)所称的“说教型进攻”。(31) 某案例的结局与自己的利益毫不相关,但人们仍想看到“法网恢恢,疏而不漏”。这解释了犯罪影片和法庭戏剧的特受欢迎,还解释了人们对大丑闻和罪行的执迷。

    规范化行为植根于情感。它促进社会合作,明显提供生存优势,协助人类进化至今。经济学家主张,盲目遵守规则在经济上却是理性的。如每一次都要计算得失,就会变得非常昂贵和适得其反。如必须跟伙伴不时谈判新规则,我们会陷入瘫痪,无法从事例行的集体行动。我们把某些规则当作目标本身,而不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,这一事实大大增强了社会生活的稳定。宗教更加强这种稳定,并扩充潜在合作者的圈子。

    这在政治上造成难题:很多案例中成效明显的规则,遇上短期的特殊情况,却变得苍白无力,甚至功能失调,因为导致其产生的情形有了变化。机构规则是很“粘糊”的,抗拒改革,是政治衰败的主要根源之一。

 

为获认可的斗争

 

规范被赋予固有值后,便成为哲学家乔治·黑格尔(Georg Hegel)“为获认可的斗争”的目标。(32) 为获认可的欲望,与经济行为中为获物质的欲望,是截然不同的。认可不是可供消费的实物,而是一种相互的主观意识。藉此,个人承认他人的价值和地位,或他人的上帝、习俗和信念的。作为钢琴家或画家,我可能很自信。如能获奖或售出画作,我会有更强的满足感。自从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,进入社会等级制度后,认可往往是相对的,而不是绝对的。这使为获认可的斗争,大大有别于经济交易的斗争。它是零总和(Zero sum) ,而不是正总和 (Positive sum)。即某人获得认可,必然牺牲他人的尊严,地位只是相对的。在地位比赛中,不存在贸易中的双赢情形。(33)

为获认可的欲望有其生物学缘由。黑猩猩和其它灵长目,在各自的团队中,争夺雄性老大和雌性老大的地位。黑猩猩群体的等级制度提供繁衍优势,因为它控制群体内的暴力,凝聚成员一致对外。雄性老大获得更多性伙伴,以保证繁衍成功。在包括人类的各式动物中,寻求地位的行为已成为遗传,与寻求者大脑中的生化变化直接有关。当猴子或个人顺利取得高级地位时,其血液中重要的神经传递物复合胺(Serotonin),会获得大幅提高。(34)

    人类具有更为复杂的认知力,其寻求的认可不同于灵长目。黑猩猩雄性老大只为自己寻求认可,而人类还为抽象概念寻求认可,如上帝、旗帜和圣地。当代政治的大部,以寻求认可为中心。对少数民族、女性、同性恋者、土著等来説,尤其如此。他们有历史理由相信,自身价值从没得到重视。这些寻求可能有经济色彩,如同工同酬,但通常只是尊严的标记,并不是目标本身。(35)

    我们今天把寻求认可,称作“身分政治”。这类现象,主要出现于流动且多元的社会,其成员可具多重身分。(36) 甚至在现代世界出现之前,认可已是集体行为的重要动机。人类奋斗,不仅为自身利益,而且代表群体,要求外人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——习俗、上帝和传统。所采取的形式,有时是统治外人,更多时候是相反。人类自由的基本涵义是自治,即避免隶属于不值的外人。犹太人三千多年前逃离埃及的奴役后,每逢逾越节所庆祝的,即是此种自由。

    认可现象的根本所在,是裁决他人的固有值、规范、思想和人为规则。强迫的认可毫无意义,自由人的赞美,远远胜过奴隶的卑从。群体钦佩某成员,因为他显示彪悍、勇气、智慧、或判决纠纷的公平,政治领袖遂得以产生。政治可説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,但也是追随者的故事。大衆甘作部属,愿给予领袖更高地位。在凝聚且成功的群体中,这部属地位是心甘情愿的,基于领袖有权统治这一信念。

    随政治制度的发展,认可自个人移至机构——转移到持续的规则或行为模式,像英国君主制或美国宪法。在这两个范例中,政治秩序都基于合法性,以及合法统治所带来的权威。合法性意味,社会成员大体上承认制度是基本公正的,愿意遵守其各项规则。我们相信,当代社会合法性,表现在民主选举和尊重法治。但在历史上,民主制不是唯一的合法政府。

    政治力量最终以社会凝聚为基础。凝聚可源自私利,但光是私利不足以诱使追随者,为群体而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政治力量不仅是社会可掌控的公民人数和资源,也是对领袖和机构合法性的认可程度。

 

政治发展的基础

 

现在,我们有了一切重要和自然的构建部件,来兴建政治发展的理论。人类是自私但理性的,如经济学家所称的,为私利而学会互相合作。此外,人性提供通向社交的既定途径,为人类的政治披上下列特征:

 

* 包容适合性、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,是人类交际性的预设模式。所有的人都倾向于照顾亲属和互换恩惠的朋友,除非遇上强烈的惩罚。

* 人享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,以智力模型探究因果关系,又偏爱在无形或超越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。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,而宗教又是凝聚社会的重要源泉。

* 人倾向于遵循规范,以情感为基础,而不是理性。智力模型和其附属的规则,常被赋予固有值。

* 人渴望获得他人的主观认可,或对本身的价值,或对自己的上帝、法律、习俗和生活方式。获得的认可,成为合法的基础。合法本身,则允许政治权力的实施。

 

这些自然特征,是社会组织益加复杂的基础。包容适合性和互惠利他,不仅属于人类,也见于众多动物,为(主要是)亲属小群体的合作,作出了解释。人类初期的政治组织,很像在灵长目中看到的团队社会,如黑猩猩的。这可被认作社会组织的首选。照顾家人和朋友的倾向,可通过新的规则和奖励,加以克服。譬如,颁发规定,只能雇用合格者,而不是家人。某种意义上,较高水平的机构则显得颇不自然,一旦崩溃,人类就会返回较早的社会形式。这就是我讲的家族制(Patrimonialism)的基础。

    人类以其抽象理论的能力,很快建立征服环境和调节社会行为的新规则,远远超过黑猩猩中存在的。尤其是祖先、精神、上帝和其它无形力量的思想,订下新规则和相应的奖励。不同种类的宗教,大大提高人类社会的组织程度,并不断开发社会动员的新形式。

    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丰富情感确保,関于世界如何运作的智力模型,即使不再符合现实,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。(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,虽有测试假设的明确规则,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,而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。)智力的模型和理论易被赋予固有值,从而促进社会稳定,允许社会的大扩展。但这显示,社会是高度保守的,将顽强抵制对其思想的挑战。这在宗教思想上,表现得最为明显。世俗的规则,以传统、礼仪和习俗的名义,也被赋予极大的情感。  

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,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。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机构,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,却得不到更换,因为人类已赋予强烈情感。这表示,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——随时势的变动,作频繁的小型调整——而是延长的淤滞,继之以剧烈变革的暴发。

    由此说明,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。霍布斯指出,对暴毙的恐惧,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,是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很难为自己的生命,或爱人的生命,标出一个价格。所以,害怕和不安全所激发人类的,往往是单纯私利所激发不起的。政治出现,是为了控制暴力,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。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机构平衡中,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。为打破这一平衡,暴力或暴力的威胁,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。

获得认可的欲望,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经济私利。人类对他人或机构的固有值、价值和尊严,不断作出裁决,再藉此建立等级制度。政治力量最终基于认可——领袖或机构被公认的合法程度,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。追随者可能以私利出发,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,其合法性是以广受欢迎的思想为基础的。

    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发展的构建部件。横跨不同社会的人性,是基本不变的。我们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异,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,首先是人类所处环境的产物。人类社会分支蔓延,递补世界上多种的自然环境。他们在特别进化(Specific evolution)的过程中,开发出与众不同的规范和思想。此外,各群体也在互动,在促进变化方面,其重要性与自然环境的不相上下。

    分隔甚远的社会,对政治秩序问题,却提出异常相似的解决方案。几乎每个社会,都曾组织于血缘关系,其规则逐渐变得复杂。多数社会,随后发展了国家机构和非私人管理方式。中国、中东、欧洲和印度的的农业社会,都得以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制,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。甚少文化联系的社会,却开发了相似的机构,如中国、欧洲和南亚政府所建立的盐业专卖。近来,民主负责制和人民主权,成为普遍接受的规范思想,只在实施程度上,有高低之分。不同社会,经不同路径而走到一起,这一重聚提示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上的相似。

 

进化与迁移

 

古人类学家得以追溯,从灵长目先驱到“行为上现代人类”的进化。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,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。普遍认为,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。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,经历了二次大迁移。所谓的古人类——古直立人 (Homo Erectus) 和古匠人 (Homo Ergaster)——早在1.6—2百万年前,就离开非洲,迁去亚洲北部。30—40万年前,古匠人的后裔海德堡人(Homo  heidelbergensis),自非洲抵达欧洲。他们的后裔就是欧洲后来的人类,如散居多处著名的尼安德特人(Neanderthals)。(37)

    解剖上现代人类(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)——其尺寸和体格特征,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的——出现于约20万年前。行为上现代人类的出现,约在5万年前;他们能用语言进行交流,并开始发展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。

    依据时下的理论,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,都是行为上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。其全部成员,可能仅150人。他们约在5万年前,离开非洲,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霍尔木兹海峡。即使缺乏书面材料,人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,使古人类学家得以跟踪此一进程。人类的遗传,包括Y染色体和含历史线索的线粒体 (Mitochondria DNA)。Y染色体归男性独有,馀下的DNA,则由母亲和父亲的染色体重组,代代有别。Y染色体由父亲单传给儿子,基本上完好无损。相比之下,线粒体是陷于人类细胞的细菌痕迹。数百万年前,它就为细胞活动提供能源等。线粒体有它自己的DNA,可与Y染色体媲美,由母亲单传给女儿,也基本上完好无损。Y染色体和线粒体都会积累基因突变(Mutation) ,然后由后代儿子或女儿所继承。计算这些基因突变,弄清哪个在前,哪个在后,人口遗传学家可重建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血统。

    于是有下列的假定: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,都是行为上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,因为在中国、新几内亚、欧洲和南美洲,当地人口都可囘溯至同一的父母血统。(非洲本身有较多血统,因为现居非洲外的人口,只是当时非洲数个群体之一的后裔。)该群体在阿拉伯半岛分道扬镳,一个团队沿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海岸线,进入现已不存的孙达大陆(Sunda,连接现今的东南亚诸岛)和萨浩尔大陆(Sahul,包括新几内亚和澳洲)。他们的迁移,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冰川期;地球的大部分水源,已冻成冰帽和冰川;与今日相比,当时海平面足足低了数百英尺。依据遗传定时法,我们知道,目前居住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的美拉尼西亚人和澳洲土著,已在那里定居了将近4万6千年。这表示,他们的祖先离开非洲后,仅花费不长时间,便抵达这一偏远角落。   

其它团队离开阿拉伯半岛后,朝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迁移。前者经近东和中亚,最终抵达欧洲。那里,他们遇上早先脱离非洲的古人类的后裔,如尼安德特人。后者则在中国和亚洲东北部定居繁衍,再穿越其时连接西伯利亚和北美洲的陆地桥梁,最终南下至中南美洲;约在公元前1万2千年,已有人到达智利南部。(38)

    巴别塔(Tower of Babel) 的圣经故事称,上帝把统一联合的人类,驱散去各地,令他们讲不同语言。在比喻意义上,这确是真相。人类迁移去不同环境,随遇而安,开发新的社会机构,开始退出自然状态。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看到,开初的复杂社会组织,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;其出现,全靠宗教思想的协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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